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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以宁:转变发展方式应以转变投资为主

2016/05/30

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(新浪财经 陈鑫 摄)

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

2011年12月19日,亚洲财富论坛第四届(中国)年会在北京召开,本届年会的主题是“转变中的亚洲发展”。图为全国政协常委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。

厉以宁:大家用掌声祝贺我,可是我觉得荣誉应该归给中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,因为所有这几年,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经济学界的探讨和企业界的努力分不开的。

我来之前收到一个条子,亚洲财富论坛,希望我讲一下当前经济的新形势。应该说投资冲动的怪圈是长期在中国存在的,2008年以前,我们都遇到这个情况,一旦经济出现滑坡现象,于是就增加投资,用投资带动增长,就度过了经济滑坡难关。结果又是投资过热,过热之后又紧缩,紧缩以后企业又受不了了,经济增长率下降了,于是重复启动投资带动。这样一种怪圈周而复始,不只一次。我们今年谈到中国经济到了应该转变以投资为主的发展方式的时候。

以消费为主行不行?现在还不行,如果不靠投资,单靠消费带动中国经济,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5%以下,因为消费带动不起来。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呢?能够做到先过渡到消费与投资并重的阶段,以后再以消费为主,现在只能过渡到并重阶段,要扩大内需。

刚才霍建国(微博)同志讲了,对国外市场,我们不能放弃,还要努力争取,但是我们内需是需要扩大的。内需之所以上不去,关键原因何在?关键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。改革开放以来,城乡收入差距是在扩大之中,为什么收入差距会扩大呢?大家分析了很多,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从三个资本概念谈起,资本有三个概念,第一个概念叫物质资本,就是货币投入以后转化为生产资料,有了生产资料经济就上去了,这是收入增加的第一个原因,靠物资资本的投入。20世纪70年代以后,出现了第二种资本概念,就是人力资本。人力资本体现在人身上的,科学技术文化水平,经验、智慧这些都构成了人力资本。人力资本概念出现以后,经济学家多数人认为,他比物质资本更重要。举这样一个例子,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,德国与日本被炸的一塌糊涂,物质资本损失巨大,战后两个国家恢复很快,什么原因?人力资本在。人力资本在,经济很快就起来了。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第三种资本概念叫社会资本。社会资本是什么?社会资本是无形的资本,与我们现在报纸上所谈的社会资本不是一个概念。我们现在报纸上所用的社会资本指的是民间资本,民间资本也可以说是社会资本,真正经济学理论中的社会资本不是一个概念。社会资本是一个无形资本,就是社会关系,人际交往。

比如广东的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?是因为广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可以利用。海外华人、华侨、港澳同胞这都是社会资本,我们利用了这个就起来了。为什么浙江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这么快?因为浙江人有他的社会资本,家庭、家族关系、同乡关系,在哪里都碰到浙江人,这就好办了。三种资本共同创造财富。在中国现实情况下,这三种资本中城市都占优势,农村都处于劣势。物质资本前提是有产权,城里土地是国有制的,城里的房子有产权,有房产证可以用于转让投资,投资者可以转化为资本。然而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,农民没有产权的。土地是集体所有,不管房子盖得多好,都没有产权,没有房产证,这就是现实。第一桶金从哪里取得?19世纪法国工业化的时候,农民也进城了,法国没有乱,因为法国农民有家庭农场,农村有住宅,有不动产抵押银行,抵押跟质押是不一样的,比如当铺是最典型的质押,手镯放在那里,皮大衣脱在那里就把钱贷走了。但是抵押不一样,只要把产权证交了就可以了,房子照住,土地照耕,就可以带资进城了,钱就可以用来买房。赚了钱如果到期不还,银行通过法院解决产权纠纷。所以法国在工业化期间,农民进城没有乱。

拉丁美洲国家为什么乱呢?因为拉丁美洲国家实行大种植园种植,他们农民都是做工的,没有产权,没有地,搭个小棚子在庄园里住。所以低级住窝棚的人,没有找到工作,城市贫民窟就形成了,社会就乱了。中国农民在物质资本上远远不如城市。

人力资本由于多年以来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,农民在农村中他的学校设备是差的,师资是差的,教育质量是低的,城里的都是设备好、师资强、学习质量高。这种情况下,农民读到初中毕业以后,很少进到高中,考大学的更是微乎其微的,这样人力资本就不平等。教育的不平等造成就业不平等,就业不平等造成收入不平等,收入不平等,下一代就不平等。于是就形成了当前中国现在的现象,社会阶层凝固化,职业变成父子相承,这种城乡社会差别怎么能不扩大?

社会资本也是一样,城里人只要愿意进入市场,总有朋友关系,总有熟人关系,能找到关系。住在山区的农民谁都不认得,周围都是农民,他有什么资本可以用,这种社会差别不扩大是不可能的。靠二次分配来解决,二次分配说的很清楚,一次分配不足,靠二次分配来补。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,城乡二元体制,二次分配城乡差别是很大的。所以一次分配的缺陷,二次分配补不了,反而还扩大了差别。医疗,城市里一般能够做到公费医疗,而农民合作医疗就不一样。教育资源城市里好多,农村少。所以二次分配当前又解决不了社会收入差别的问题,甚至扩大了社会收入差别。农民还有什么办法?没办法。对于形成的结果就是能人外出,能人外迁,弱者沉淀。凡是有手艺的,凡是干的比较好的,出去了。他自己有手艺,有本事。留在农村的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又低、老弱的弱者。你说城乡差别怎么能不扩大?城乡差别扩大,农民收入少,造成社会不安定,怎么来扩大内需?扩大内需事实上不能完成的,这就是我们当前摆在面前的问题。这个问题要清醒的认识,我们要做到投资与消费并重,让更多的低收入者能提高收入,正如中央所说的让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扩大,这应该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怎么办?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正在一个改革的时期,你只有推动改革。

把产权改革进行到底,让农民有产权,这是当前最悠久的。凭什么农民自己盖这些房子?因为产权不能抵押。我们到农村调查,农民就反映,没有产权,没有房产证,抵押不行,转让不行,连出租都困难。我们就奇怪了,出租有什么困难?我租给外乡人住,他租了房子他不交房租了怎么办?他赖着不走了怎么办?所以宁肯很便宜的价格租给亲戚朋友,熟人可以,要不然一把锁锁上带着老婆孩子打工了。因此农村流行着两个老鼠的故事,外出打工了,房子锁上了,就变成老鼠窝了。第二个老鼠的故事,带着老婆进城,住哪里?地下室住,于是在北京变成了鼠族。农村调查,村干部说明明知道这家人打工好几个月,晚上如果灯亮是怎么回事?于是找几个村干部明天早上到他家去看,推开门看堆满了炮竹、炸药,反正不是我的房子炸了就炸了,还有炼地沟油的地方,还有夜间赌博、卖淫嫖娼,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就不好管了。我们鼓励让农民进城,鼓励让农民创业,钱从哪里来?没有东西好抵押的。

在农村经常讲,假定试验区是可以抵押的。如果全国都做到给农民产权,这将有多大资本注入到农村去了?所以这个问题得解决。鼓励农民创业,不光要有钱,而且要有技术,应该看到现在城里我们在鼓励小微企业发展这条路子,过去小企业的上限是300人,现在一些地方根据中央政府开始有微型企业,微型企业一般是20个小企业,小而又小的企业,要扶持,也要给予经营的方便,给予一些优惠。农民办的家庭养殖场,养鸡的、养猪的、家庭菜园、集体林场,他们都是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,要作为小微企业看待,给农民优惠,这样就活了。

教育问题要改革,我们在一些县调查,财政情况比较好的县,有这样一种规划,有的正在开始实行。村里头自办幼儿园,小学也可以办低年级,因为孩子太小,就在村里上学。小学或者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律在乡镇所在地办可以住校,高中一律在县城办必须住校。我们现在不懂,什么叫可以住校,什么叫必须住校。可以住校是你家里有亲戚的或者自己家住在这里可以走读,如果是远处或者家里愿意也可以住校,读高中不管你家在不在城里一律住校,便于对孩子有更好的教育。贫穷家庭的孩子住宿费全免,这是办法,这是我们未来走的路。中国低工资的时代过去了,这句话是不准的,应该是低素质劳动力时代结束了。但是技工时代刚刚开始,经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训练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才可以。

二次分配要改革,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,大家都凭身份证,应该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,这一点对提高内需是重要的。最要紧的是解决低收入者的后顾之忧。经济学史上有一场争论,20世纪30年代初大危机出现了,失业增加很多,怎么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?当时占主流经济学地位是英国新古典学派,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怎么解决失业问题呢?有办法。什么办法?一个人的工作,两个人来做,一个人的工资,两个人分,这样失业问题就解决了。可是瑞典的经济学家,以米尔达尔为代表的年轻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,他和他的同事们向瑞典政府写了报告要解决当前经济问题,要解决福利问题,大量盖廉租房,廉价房让大家有房子住,失业救助,公费医疗,教育免费,社会养老,把这些都做了,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。瑞典政府接受了建议,所以福利国家在欧洲就开始了。

经济学家讨论20世纪30年代大争论,新古典学派对还是瑞典派对?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新古典派错了,因为新古典派所设想的解决方案是一个企业内部的解决方案,你这个企业为了怕失业人太多,一个人的工作,两个人做,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,对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没好处的。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,依靠于社会购买力的提高。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了,社会购买力没有提高,所以不解决问题。瑞典学派有用的,因为它解决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,解决后顾之忧,内需就扩大了,不用为孩子上学担忧了、为自己房子担忧了、为自己养老担忧了,后顾之忧解决了,消费就扩大了,带动了一批人就业。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,所以这两种意见告诉我们,我们在当前要提高内需必须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,做到城乡保障一元化。

对于弱者沉淀怎么办?这个问题一方面还要给他们帮助,听其自便,农民是不是进城,是农民自愿的,更不能用暴力拆迁的办法解决,要给他们帮助。应该承认散户总是有的,今后重要问题在哪里?重要的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,让土地生产更多的东西。现在有些地方在做试验,你可以享受社会更多的保障,甚至也可以进城,条件是你把土地转包给别人,把土地出租给别人,你又得了钱,土地又得到充分的利用,这样就行了。在将来谁种田?谁提高中国的农业产量?散户是有的,但是主要不是靠他们,靠三种人。

第一,向种地能手、种植大户转移,他们懂得用先进的操作方法,提高劳动生产率,这样就行了,现在在湖北孝感地区正在这么做。

第二,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。我们在重庆考察,重庆的梁平县产西瓜,西瓜合作社,产柑橘有柑橘合作社,产茶叶有茶叶合作社,这种合作社是自下而上组成的,账目公开,农民信得过。农业企业对农村低产田、滩涂地进行技术改造,用滴灌办法把沙漠变成田,改造盐碱地,试用咸水灌溉,这都是代表中国科技进步的方向。我们把这些都做了以后,我们相信既可以保证农民收入提高,农民进城有了钱,真正成为一个市民,这个保障是一体化的,农产量也可以上升,中国今年正在面临这样的形势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一定要牢记过去一开始讲的投资冲动的经验。我们要让GDP增长稳中求进,稳中求进意味着什么?稳中求进意味着这样的点,我们的增长质量提高了,你要想GDP上去,并不难,有各种招数,你不能用,用什么招数上去?乱砍,乱采,环境破坏了,GDP可以上去,但是结果怎么样?质量下降了,产能过剩增加了。所以我们要使得新形势过程中既要造成内需扩大,投资与消费并重,同时加快结构的调整。结构的调整意味着我们更依赖市场,结构调整不是靠政府命令解决的,要用市场的淘汰、市场的筛选,这样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,投资的决策仍然由市场主体来做。

假定我们能够做到以上讲的这些,我们经济增长将转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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